前言

清代晚期，火柴被社会民众称作“洋火”或“自来火”，被列为“五洋”（洋火、洋烛、洋皂、洋烟、洋油）之一，此名称体现出火柴为国外的舶来品以及火柴为外国人发明之意。

那“洋火”之名是否如上述所描述的“洋”字的解释？我们需要探究“洋火”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大体其源流可分为两端。舶来的“洋火”。年，英国化学家倭克尔发明了火柴，次年英国人罗伯特·波义耳发明了硫磷火柴，年，法国的索利亚第一次用黄磷、硫黄和氯化钾混合制成我们现在使用的火柴。

年，在瑞典的卑尔加城，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座火柴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商人得以在中国大量出售火柴。由于民众对火柴的认识，多是“外国人发明，并带入中国”，因此冠以“洋火”名称，随后“洋火”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与生活。

上海藏家黄振炳先生查阅《敦利、“本号”等各商号进出口货物登录》发现，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上海阳和商号从咪利坚货船“进口自来火1大箱,计29盒；又，1小箱，计13盒半”。这里将“洋火”称为“自来火”，堪称“洋火”进口的最早记录。

年，瑞典人伦德斯特勒姆研制成功了安全火柴，逐渐被各个国家所采用。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火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欧洲传入中国，那时上海人就称之为“洋火”。但每盒火柴售价为五六文钱，大众购买力较低。因而火柴在当时中国的销量不大。所以，以经济驱动下的中国火柴“产—销”体系油然而生。

年，英国人爱内斯特·美查在上海新闸区吴淞江南岸开设了中国的第一家火柴厂——“燧昌自来火局”。年，宋炜臣、叶澄衷二人合资在汉口日租界上小路(今旅顺路)创办“燮昌火柴厂”（也称“燮昌洋火厂”“燮昌自来火厂”“燮昌火柴公司”），并经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享有10年专利，全厂设有排梗机38台（月产“双狮牌”火柴箱，共计万盒）。

这一事件也在民国初年汉口当地的“竹枝词”中有所记载：洋火厂古风无复见传薪，洋火销流遍地匀。如此利权须自保，莫因押款让他人。年，中国开始了自制火柴的工业发展。湖北省建立了两家官商合办的火柴公司——“聚昌”和“盛昌”。但因大量国外的火柴涌入中国，我国火柴工业一直受到舶来品的排挤。

年，时任民国代总统的冯国璋入股，“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近代著名民族企业“泊头火柴厂”的前身。年，“洋火”渐渐改称“火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火柴工业突飞猛进，“洋火”名称也逐渐被留存于历史长河中。

“洋发烛”源自中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法烛”“发烛”“火寸”“焯寸”“引光奴”“擀儿”等事物的记载，其功能特性与“火柴”相类。因此，火柴的前身可能起源于中国。

火柴的前身在中国的诞生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淮南王招纳炼丹方士所发明的“法烛”，其在宋代高承著《事物纪原》中就有记载：汉淮南王招致方术之士，延八公等撰《鸿宝万毕术》，“法烛”是其一也，余非民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则“法烛”之起，自刘安始也。

北周时期，中国已发明了可以引燃的“发烛”，这是清朝科学家阮葵生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据国外学者罗伯特·斯普尔著书考证，世界上第一根火柴是由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宫女所发明。这样的论断源于古代中国对引燃物“发烛”与“引光奴”的记载。

医药典籍是中医与疾病抗争的写实记录，然而难以在民众间迅速流传与推广。在近代民众“自我健康意识”思潮迭起的情态下，为了满足民众对于医疗知识的渴求与认知，在中医“普济于世”理念下形成的“中医药文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文告“专治食洋火方”解毒之思中医学认为，本病为误服“白磷”后快速产生严重的胃肠道刺激腐蚀症状，甚至全身出血、呕血、便血和循环系统衰竭。这与热邪进入体内，导致热迫血行，气血运司失常，同时热聚成毒，肉腐溃破，耗气伤津有关。

故方中川军，泻火解毒、活血祛瘀；牙硝，泻热通便，清火消肿。二者合用加强泻火解毒之力。佐以枳实，破气消积。木通，泻火行水，通利血脉；胆草，清热燥湿，泻肝胆火。

二者相伍，清热燥湿。双花、连翘，合用清热解毒。生地、元参、寸冬、天冬，四者滋阴清热。丹皮，以清理虚热。甘草，以解毒和中。诸药配伍以凑“清热解毒、破气消积，养阴清热”之效。

文告“专治食洋火方”传播之意传播是任何文化传承的必经之路。中医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革新传播方式方法也是其必然需要改革的方向之一。而在本文讨论文告“专治食洋火方”的过程当中，笔者发现其医疗社会背景下的两重方向。

形式革新。治疗“洋毒”的传播方式有了革新，经历着从书籍演化成利于传播的“文告”形式，展现了区别于一般医药典籍的“易于携带、传播迅捷、受众广泛、语言浅白、应用简便、效验明显”特点，形成了由繁化简、由简至精的衍化过程。

同时，在西方书籍史“交流循环”观照视角下，去审视近代单页成文的“中医药文告”形式，依据其文辞与版式特征，将阅读人群定位于普通民众，这也是其传播中的重要改革。

理念回归。在这种变革过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洋物”给大众带来的生活变化以及衍生物或衍生效应，使得社会对中医学的传播有了一些深层次的认识。尤以在传播治疗特殊急性疾病，如“洋火毒”之类，展示出将中医学“辨证论治”逐渐向中医学发展之端的“专病（症）专方”“回归”的端倪。

罗振玉在考索西北汉简方技类时，就提到了古代医学方书多以记录病案为主，包括症状名、效方方药、医者姓名等内容，以此观察秦汉时期的药方记录形态，应具有了“专病专方”的特征：每方之前又载病之征候，多如后世医者之诊案，盖古无方书,医家所习医经本草而已。

其处方殆集名医方之有治效者而师放之，故并其诊案与医者姓名而同著之与？因而，中医药文告所带来的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革命”，将回归至“西物东传”医疗社会时代背景之中，让我们对于东西技术与文化“碰撞”有了新的审视角度。

中医诊疗模式由个体化“辨证论治”转变至群体化“专病专方”“病证结合”的医疗现象中医在秦汉之际所形成的个体化“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药学诊疗疾病的重要标识，延续至今，已成了大众对中医的最直观的感受与体验。

但是中医药在唐代以前也同样孕育着“专病专方”的思维形态，如《小品方》《广济方》与《龙门药方》（石刻）所载药方等。但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演化，中医强调以“医理”为核心的个体化“辨证论治”，逐渐淡化了“经世致用”的“专医专方”医疗模式。

宋元以降，“辨证”理念长期局限于专业、精英医学群体，但是一些验方集成类书籍已复现了“专病专方”的思路。清代中后期，西方思潮、“洋”物与特殊疾病（疫病等）的涌进，中医学“专病专方”的思考方式真正得到了重新地审视与回归。

核心讨论的“洋火毒”的中医防治，即是中医面对新生事物的群体化，原有“专病专方”医疗方式转变的情态体现。从认识到重构新的认识，不断与中医学的认知趋近，使得中医诊疗模式由个体化，“辨证论治”转变至群体化“专病专方”与“病证结合”，以期最大限度地解决新生问题。

中医传承方式由家传向公开自我革新的内在趋势中医固有的传承文化为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等，多为“口口相传、秘而不宣”。这样的传承方式可以很好地单线传承医疗技术，促进医疗科技的迭代发展，但是又体现出脆弱、易于破坏的特性。

因此，“公开”的传承方式逐渐进入中医医疗社会之中，公开效方、验方，是最为快捷的传承与传播手段，“中医药文告”就成了这一自我革新的重要载体。公开的内在驱动力既有中医固有的悲天悯人的仁德之心，又有面对新生疾病的敬畏之心，所以“中医药文告”传播视域下的中医传承方式的变革是复杂社会心理的产物，也是中医发展的产物。

中医药传播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服务转变的医疗社会转型在中国古代，中医传播的最主要形式是中医药典籍的传播，而这些医籍只为医疗群体传递知识，是中医师徒传承范本，或是文人学用的文化知识，近乎是知识精英群体传播的载体。

但是，医疗的核心价值是服务病患、服务大众，因此这一功能属性，促使中医药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大众属性。所以，中医药传播的趋势必然要向大众群体偏移，而这一社会过程的转化，是需要媒介作为支撑，其中“中医药文告”以其“易于携带、传播迅捷、受众广泛、语言浅白、应用简便、效验明显”等特点，充当着重要的纸质媒介。

近代我国开埠后，“洋”物所带来的民众生活变化，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医药除了作为贸易货物（香料、药材等）流通之外，还对贸易之中的舶来品所带来的新生活环境进行了重新地审视，甚至对其衍生出来的疾病进行了有效的防治。

这一现象提示了中医药传播已经进行着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服务转变的医疗社会转型，并在外界的刺激下加速了转化的速度。